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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维新思潮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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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学会为中心,维新志士们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

宣传活动。

但是,在封建顽固势力异常强大的中国,维新思潮的传播自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光绪二十二年(年)二月十六日,御史杨崇伊受李鸿章指使,弹劾文廷式,弹劾的内容除了以前所讲过的那些之外,还特别攻击文廷式参与组织强学会的行动,是什么“植党营私,以毁誉为要挟”,“私立会党,开处士横议之风”,请求封闭强学会。慈禧正要借机打击甲午主战的人,于是,在罢斥并驱逐文廷式出京的同时,封闭了强学会。上海强学分会也同时被封闭。

然而,维新思潮的兴起,既然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结果,它就不是反动势力所能禁止得了的,维新志士们的宣传活动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

上海强学分会被封闭后,由黄遵宪和汪康年提议,将强学会剩余的款项,筹办了《时务报》(旬刊>,梁启超任主笔,负责撰稿。该报以“变法图存”相号召,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在该报陆续发表。他认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当列强入侵之际,死守“祖宗成法”已不可能,“变亦变,不变亦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主动变法,“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否则就会亡国灭种。“变法的根本”在于改变科举制度以养育人才,鼓励“工艺专利”,象西方那样,发展资本主义。当时,全国很多读书人,喜欢梁启超议论新颖、文笔优美,争相购买《时务报》。几个月之间,该报竟然销至万余份。梁启超名噪一时,上海也成了维新派活动的中心。

湖南也是维新思潮最活跃的地区,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江标的后任),都具有维新倾向。他们在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唐才常的影晌下,积极开办学校,兴办商务,开设内河小轮船,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个省。

在强学会、《时务报》的影响之下,各地的学会、报纸纷纷创设。自光绪二十一年(年)之后,学会、报纸更如雨后春笋。据汤志钧统计,主要有:

直隶有强学会、知耻学会、西学会、立天足会等(均

创设于年)
江苏有上海强学会、上海农学会(年),不缠足

会、蒙学公会、译书公会、医学善会、苏学会(均创设于年);

湖北有质学会等(年);

广东有农学会、不缠足会等多广西有圣学会,

福建有不缠足会;

陕西有励学斋(年)。

光绪二一年(年)至二十四年(年)之间各地陆续创办的报纸,上海有《时务报》、《苏报》(年)、《通学报》<年),《农学报》、《新学报》、《集成报》、《算学报》、《实学报》、《萃报》、《求是报》、《演义报》等(均为年创办)

杭州有《经世报》(年);

桂林有《广仁报》(年);

天津有《国闻报》、《国闻汇编》等(年);长沙有《湘学新报》(年),

重庆有《渝报》(年澳门有《知新报》(年)。

齒不完全统计,自年到年的四年中,全国的各种报纸从十九种增加到七十种。

资产阶级维新派利用这些阵地对腐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欧榘甲在《知新报》上撰文,把千百年来视为神圣不

可侵犯,人间至高无上的封建君主斥之为“民贼”、“窃国的大盗”。揭露他们“把国家当作私人财产,把百姓视为牲畜猪狗;只要他们的产业不会丢失,纵然拋弃千千万万的百姓也在所不惜”。

上海《时务报》的文章说:这种君主专制制度“扼杀了人民的才干,涣散了百姓的力量,败坏了人的德性”。

黄遵宪在南学会讲演说:“君主们荒淫无耻,昏昧糊涂,甚至五谷不分,却恬不知耻地高踞于百姓之上,而让全国受其统治。这种制度实在应当垮台。”

谭嗣同撰写了《仁学》一书,当时虽没有发表,但在维新派中流传较广。他在这本书中尖锐地指出:“二千年来的政治,都不过是秦始皇的政治,都是强盗政治;二千年来的学说,都是荀况一人的学说,都是伪君子的学说。只有强盗政治才利用伪君子学说,只有伪君子的学说才向强盗政治讨好、献媚。”深刻地揭露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学说的本质及其关系。

资产阶级维新派着眼点是在知识分子中扩大影响,没有看到下层工农群众的力量。所以,他们针对读书人醉心于科举宦达的情况,着重对科举制和八股文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梁启超说:“以八股文来选拔读书人,是中国禁锢文明的一大根源。这种办法实行了上千年,使读书人丧失了聪明才智,不了解古今大事,不知道五洲的存在,这种祸害都出在八股取士的制度上。”

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的

严复撰文说:八股有三大害处,一是禁锢聪明才智,二是畋坏人的心术,三是孳生了游手好闲的人。“八股制度使天下人把宝贵岁月消磨在无用之处,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丧失

了气节,滋长了人的盲目自大的心理,消耗了人的精力智



慧。对上,不能辅助国家对下,不能让个人增长财富,国家也因此而贫穷衰弱。”“一旦外敌侵凌,国家就毫无依仗。

维新派还对八股文、八韵诗以及封建教胄制度下脱离实际、死读书等弊端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谴责。

康有为的学生徐勤在《中国除害议》一‘文中说,八股文、八韵诗只不过是仕进宦达的敲门砖,只要求死记硬背,不要求理解,读书人摇头晃脑,所念的只是腐烂的文章几篇。有人读了十年书而不会写信;有的号称通儒,却问一里路有多长;甚至誉为一代名臣的人,竟不知道范仲淹是何许人有人进了翰林院竟打听司马迁是哪一科的前辈。这些八股制度下培养的人都是无用之才,因此,使我们中国衰弱不振以致濒临灭亡的,正是这种愚民政策。

当时,维新派中,人们称八股文、八韵诗为“二八有人戏比之为“二八佳人”,作诗嘲讽说;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伏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催君骨髓枯

二八佳人体似糊,篇中藏药毒迂儒虽然不见人身死,暗里蒙君智慧枯。

还有人写文章时,引用乾隆时的一首道情来讽刺八股文,其中说:

“读书人,最不济;口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贤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到那岁考日,乡试期,房行墨卷,汪汪念到三更际。读得来口角离奇,眼目凄迷,两个肩头,一耸一低。也不晓得《三通》、《四史》是何等的文字;也不晓得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的皇帝。”

由于维新派的宣传、鼓动,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时间,谈论变法成了一种风气,连一些官僚,每天也必看报纸。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新运动已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同时,也成了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光绪二十三年(年),资本主义列强又一次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胶州湾、旅大事件相继发生。民族矛盾又一次激化。这进一步激起了爱国志士的义愤,变法救亡运动趋于高潮。

胶、旅事件后,在广东讲学的康有为星夜兼程,赶赴北京,给光绪帝第五次上书,痛陈变法救亡大计。同时,他联合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各种学会,以变法救国相号召短短的时间里,各种旨在研究救亡图存的学会纷纷成立,主要有:

以康有为为首的广东同乡的粤学会

由杨锐等发起的蜀学会;

由林旭倡导发起的闽学会;

以杨深秀、宋伯鲁为首的关学会。

一八九八年是科举考试的年份。一八九七年底,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康有为又联合在京举人一二百人,以保国、

保种、保教为宗旨,集会讲演,成立了保国会,并决定在北京、上海设两个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其章程中宣称:“本会因国家之地日割,国家之权日削,国民日益贫困,决心持正救亡,所以开这个会以希望保国,定名为保国会。”

维新运动以不可压抑之势蓬勃开展起来了。它给死气沉沉的中国带来了一线生机。这股潮流必然要波及到处于寻找出路中的光绪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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